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关键是打破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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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关键是打破利益格局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关键是打破利益格局更新时间：2010-9-17 7:04:12 　　刘元清是安徽人，张诚是四川人，来北京已经有近十年时间，如今同在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一家大型物流公司工作。

“孩子要上学了，需要交一笔不小的赞助费。”刘元清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正在为这事儿苦恼。他告诉记者，虽然他在北京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及房产，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全家目前在北京都还属于“暂住”身份。

“而且，我们现在属于被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刘元清有同样境遇的张诚告诉记者，除了在北京“暂住”外，回到老家孩子要想在市区上学，也得交赞助费，身份同样是“暂住”。而且，还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医疗和养老保险。

“人在一个城市，户口却在另一个地方；只能为城市发展做奉献、纳税，却不能享受城市人应有的福利待遇，这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同城不同权的真实写照，也是十二五时期急需解决的一个社会大问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关键是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

“同城同权”的背后是利益纠葛

在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次矛盾始终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农村资源要素流失，公共资源配置不利于农村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相脱节等。

“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既有体制问题，也有观念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长期体制下的利益惯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首先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让农民工能更多地分享城市化的成果。

但目前，这一工作推动起来却阻力重重。

“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力背后是各地政府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牛凤瑞说，因为被市民化的农民工并不一定都来自于同一个辖区，而中国跨区、不均衡的城市化现状，必然使得那些接纳农民工的城市利益受到损失，即负担加大；而那些迁出农民工的地方，土地资源置换出来后，当地的负担减轻了，生态环境压力也减轻了。但这些好处接纳城市却没有得到，他们自然不愿意推进这项工作。“这是地区利益平衡的问题。”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们国家在城市化政策上的滞后性。“我们需要农民工在城市化发展中贡献他们的劳动力，但却不需要其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牛凤瑞表示，希望这些问题能在“十二五”期间有实质性的突破。

真正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牛凤瑞认为，还须从大处着眼，从具体工作入手。

从大处着眼，就是要取消过去的身份限制，让城乡居民享受公平、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福利待遇，这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应该长期追求的目标。

而从具体工作做起，需要做实事，不讲空话。牛凤瑞说，现在城市公共财力与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大提高，完全有能力推进“同城同权”的工作。

目前，中国有两亿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这些人如今大部分还没有平等的市民身份，国家应该着手从制度上给予他们平等的身份待遇。

但是，也有专家表示，要想在“十二五”期间完全解决好这一问题显然不大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二五规划一般都是大规划、指标性任务，具体如何执行还要看各地政府。况且，目前一些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已经开始向外地人开放，但真正具有含金量的，却一直都处于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状态，这也说明要打破目前的利益结构很难一蹴而就。

发挥土地的再分配杠杆作用

专家表示，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要发挥好土地作为社会再分配过程中的杠杆和中介组织作用。

现在土地占用造成的农民失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大社会矛盾。牛凤瑞认为，要解决好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首先要分清两类不同的农民失地现象。一类是近郊农民失地问题，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分享城市化的红利，将蛋糕分配得更合理。

另一类是边远地区的失地农民问题。这部分农民因为水库、机场、公路等远离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失地，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分享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红利。

“失地农民如何参与分享蛋糕和红利，此时，土地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再分配过程中的重要杠杆和中介。”牛凤瑞说，通过土地的占用、开发，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在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改善了市民的居住条件，而且还可以让被占地农民分享到城市化的蛋糕，解决好未来的生存保障问题。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土地要发挥好再分配过程中的杠杆和中介作用，还必须强调引入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