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的财富故事：国库券的上海滩风云-1981年国库卷现在值多少钱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有这么一批人通过倒卖国库券赚取的人生第一桶金，除了大家熟悉的杨百万之外，其实还有赫赫有名的鸡缸杯刘益谦，证券教父管金生，阚治东这些江湖大佬。试问：什么样的历史环境造就了这个机会呢？又为什么原因让这一些抓住了这个机会呢？本文从时代背景和大人物的人生经历来相互佐证拆解。

杨百万（1950年生）的故事：

在上海铁合金厂担任仓库管理员

的杨怀定（工资36元）是1988年2月28日辞职，

辞职的那段时间，杨怀定有一个习惯，

就是订阅报纸（每年20多种报纸），

靠着报纸上的信息，在分析金融形势以及经济状况。他凭借着自己对证券市场的超前意识，

发现了一条异地买卖国库券赚大钱的方式。

于是他便从当地国库券经营机构买入国库券，再背回上海卖给上海国际信托公司静安和虹口业务部。在复利效应下，短短几个月，杨怀定就从2万到拥有了百万家产，

那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而杨怀定一人就占去了1/7。

到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就是这三件事让杨百万出名了。

管金生（1947年生）的故事：

1987年，在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工作的管金生回国后，经常在公司附近的苏州河桥下倒卖国库券。

那时我每天坐车上班，下班没什么事、也没有加班加点，就溜溜达达从外滩走回西藏路附近的家，这中间要经过苏州河几座桥。时间长了就发现在桥口有人在交换国库券，见得多了我就发生兴趣，就和他们攀谈，最后还用10元钱和他们换过一张国库券。我慢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告诉我：我们这里还不算多，在静安寺那里人还要多。后来我也到静安寺那边去看了，

杨百万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其实当时在上海四川北路、虬江路口就有一个黑市市场，有些人急于用钱，就拿国库券跑到那里按面值打6折抛出，票贩子悄悄收进转手以7折再抛出。这便是人们称之为“六进七出”的国库券价格。在一些小卖部、或个体烟摊上，也挂出了收购国库券的牌子，被上海人称为“打桩模子”。

不久他在上海民间的国库券交易中找到了灵感，他认为中国应当建立公开的市场操作机制，应当进行金融改革。

1988年，上海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由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元成立，管金生成为总经理。

1989年左右，我们成立了工商银行证券信息网络，这个网络主要的用途是沟通国债行情，每个地方每周都向上海汇报当地国库券的买卖价格，由上海方面汇总后发放给各成员单位，各地据此自寻对象成交。

1990年，在管金生的规划设计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

刘益谦（1963年生）的故事：

出生于上海老城区一个普通家庭，初中毕业后便跟自己一个做皮包生意的亲戚学手艺，每天就是用锥子给皮革钻眼。1984年，刘益谦在上海老城隍庙的豫园附近开一个小杂货店，之后不久，又买了两辆出租车，一辆自己开，一辆雇人开。上世纪80年代末，刘益谦走出了利用手中闲钱开始倒卖国库券。“那时候国债发行困难，虽然利率高达10%以上，可是还没人买，负责发行的银行只好打折促销，最低打到七折。”刘益谦一边回忆一边给记者算账，“当时我粗粗算了一下，利息加折扣，一张100元的国债，一年下来变成了140元，40%的收益相当不错了。”刘益谦说，“从倒腾国库券开始，我好像一下子开了窍，懂了钱生钱的道理。”

国库券的历史

：

1981 年，中国首次发行国库券，总金额 40 亿元，10 年还本付息，年息 4 厘，自发行第 6 年起分 5 年作 5次偿还本金，要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 20 亿元，城乡人民购买 20 亿元。按照当时规定，

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

。从 1981 年到 1987 年，国库券的年均发行规模为 59.5 亿元。这 7 年，中国除了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外，还通过财政向银行透支，其中国债发行规模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很小。

1987年，国务院作出了财政不得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明确规定，发行国债逐步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手段。

而经过 7年的发行，国债偿还时间长、不能变现的缺点暴露无遗。这也导致国债越来越难卖，几乎完全靠行政摊派。

1988 年 4 月， 国家批准在部分城市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可以流通的国债变成了可以赚钱的有价证券。

后来被誉为“证券市场第一人”的上海人“杨百万”，当时正是利用国库券在各地转让市场中的价格差异，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994 年，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到了 1996 年，记账式国库券诞生，国债发行逐步走向了无纸化，过去要用麻袋来装的“实物券”逐渐退出了国债市场。

时代背景：价格改革和闯关下的通胀

国库券为何成为鸡肋：首先利息低4%，兑付时间长，不能流通。最大的问题是时代背景，价格改革时代的通货膨胀加速。

1984年，中国的农村改革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在当年9月举行的莫干山会议上，形成了包括《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在内的7个研究报告，其中，

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

，标志着中国正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明确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为了尽快在价格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从1985年开始，管理层对价格体制改革采用了另一条路径——也就是在“调放结合”的思路中，采取了以“放”为主的策略。以“放”为主就是“放”更多的产品进入市场，让市场给产品定价，用市场价来拉动计划价，让二者趋于一致。

当价格改革从1985年开始执行以“放”为主的策略之后，

1985—1987年我国通货膨胀率立刻大幅度上升。1

985-1987年，3年累计物价比1984年上涨23.1%，平均每年递涨7.7% 。

1987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0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

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 ，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

因为过去三年物价上涨很快，老百姓已经形成很强的物价上涨预期，在中央作出价格闯关决策之后，各种小道消息就在大中城市疯传，老百姓心里已经出现明显焦虑。

1988 年3月，＂闯关” 行动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

当月，上海市调整了280个种类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

涨价幅度在 20-30%之间。

看见各种商品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涨价，老百姓以为大幅度的涨价即将开始，于是大中城市首先掀起一股

来势凶猛的抢购风潮 。

从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立刻

飙升了70%！

其他小商品价格也迅速跟进。7月25日，国务院发言人就放开名烟、名酒价格调整发表谈话，并宣布国务院规定：

1988年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从7月28日起，烟酒调价方案按计划全部出台。

这个谈话刚一发布，全国各大城市立即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京、津、沪的商店在开门的几个小时内，库存的烟酒就被抢购一空。与普通商品相比，烟酒类产品特别是名酒名烟本来就存在较大的供应缺口，

这类商品价格放开立刻就出现惊人的增长！

比如茅台酒由每500克40元迅速涨到300元，汾酒每500 克从8元涨到40元，古井贡酒每500克从12元涨到70元，中华烟每包涨至9-10元，

涨价幅度都在5倍甚至10 倍以上！

快速上涨的物价引发了全国性更疯狂的抢购风潮。

1988年8月全国城乡储蓄出现罕见的不增反减，储蓄额净流出26.8亿元。

当时，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银行和储蓄所前，取钱提款的民众声势汹涌，人头攒动。

在严峻的形势下，管理层不得不紧急叫停了物价闯关的尝试。

8 月30日，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 。

1988年通货膨胀18.8%，1989年通货膨胀18%。

倒卖国债历史的总结

：

首先这件事都发生在上海，因为可国库券可转让第一批试点是在上海，物价闯关的试点城市也是放在上海。而在这后背若隐若现的闪现出民国操盘手的影子。比如管金生请教过前辈拆细股价增加成交量的经验。包括杨百万买报纸，一订阅就20多份，有着专业训练过的影子。当然江湖上还流传着中国第一操盘手林乐耕的故事。当然也跟上海国际化走在前面有关，管金生通过留学系统性的学习了海外的证券体系，所以在眼界上就非同一般，所以后面管金生被称为中国的证券教父。

国债倒卖的机会形成，开始的禁止买卖和后面的试点交易，再加上通胀的配合。让异地贴现迅速的形成了一波套利空间。

从个人把握机会的能力上来说，圈子很重要，靠近这个市场机会的圈子最重要。然后，把握信息理解信息的能力也很重要。最后说一下，杨百万自动去缴税和请保安从营销的角度上讲是一个很成功的策划。

金钱永不眠，这一波人赚了第一桶金后，又迅速转战下一场财务之战，原始股的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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