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即兴投资人带来的灾难凯鹏华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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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史

第6章狂妄的雄心与有准备的头脑

A specialist investor should know 90 percent of what founders are going to say before they open their mouths to say it.

在创业者开口说话之前，专家型投资人应该对创业者要说的话有90%的了解。

1987年的一天，一位名叫米奇·卡普尔（Mitch Kapor）的创业者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从波士顿飞往圣弗朗西斯科。“请多多包涵。”他对他的客人，一位名叫杰瑞·卡普兰（Jerry Ka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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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件工程师这样说，然后他从行李中拿出一台便携式的康柏286电脑，它大约有一台小型缝纫机那么大。

“我得更新我的笔记了。”卡普尔一边说，一边看着从口袋里掏出的一摞黄色便签和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页纸。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带着一种悠闲的沙滩风格。在创立软件公司之前，他曾做过音乐节目主持人、精神病机构的顾问、脱口秀演员和超验冥想师。《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的一篇人物简介将他描述为“洛奇·巴尔博亚（Rocky Balb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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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瑜伽大师的混合体”。

卡普尔继续说：“我希望有种办法可以让我直接把这些东西输入电脑，而不用留着这堆纸。”卡普兰表示，也许是有这样一种方法的。如果电脑变得又轻又小，让人们可以随身携带，听起来怎么样？卡普兰和卡普尔就这一设想的可行性展开了讨论。一台计算机的磁盘驱动器每个重达约900克，电池又将增加几百克重量，而显示器的玻璃也很重。虽然每一项技术进步都能缩小计算机的体积，但最棘手的挑战还是缩小键盘。考虑到人们用键盘输入信息需要60多个按键，键盘的缩小空间是有限的。讨论过后，他们一起吃了午餐，饭后卡普兰闭上眼睛小睡了一会儿。

当卡普兰醒来时，卡普尔还在他的康柏286电脑上打字。突然，卡普兰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灵感：“假设你不用输入文本，而是用某种手写笔直接在屏幕上写字呢？”他试探着说。卡普尔想：“这样的设备更像是笔记本或便笺簿。”卡普兰琢磨了一会儿这个想法。这可能是下一代计算机吗？他很好奇。突然间，他仿佛一下子顿悟了。据他后来所说，这就是“宗教顿悟的现代科学版本”。卡普尔显然也有同样的感觉：他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甚至热泪盈眶。“我们一时说不出话来。”卡普兰后来在他生动的硅谷创业回忆录中写道。

卡普尔一镇定下来，就下定决心要把手写便携电脑的顿悟变成一桩生意。他过去的经历使他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1981年，在创立自己的软件公司时，他将公司命名为“莲花发展公司”（Lotus Development），这个名字会让人联想到佛教的启迪。两年后，当莲花发展公司上市时，它的主要业务是帮助资本家进行利润管理。有一段时间，卡普尔研发的电子表格程序使莲花发展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卡普尔迅速为包括凯鹏华盈在内的风险投资人带来了大约35倍的回报。卡普尔想，也许手写便携电脑公司可以重现莲花发展公司的成功。

经过几个星期的反复思考，卡普尔向卡普兰提出了一个建议：“你为什么不试着做这个项目呢？”卡普兰反对说：“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觉得我在创立莲花发展公司的时候有很多经验吗？”卡普尔笑着问，“来吧，我给你介绍几个风险投资人。”

紧接着发生的事情关系到20世纪80年代末硅谷两种主流风险投资文化之一。风险投资资金的激增吸引了新的合作伙伴的加入，而这些合作伙伴往往是自觉且谨慎的。为了打入这个已经成熟的行业，新来者不得不自问：行业中做得最成功的投资人是如何运作的？如何改进他们的方法？在这些新来者中，最深思熟虑的是阿克塞尔合伙公司（Accel Capital），这是第一家将自己定位为特定领域技术专家的风险投资公司。通过在软件和电信领域积累深厚的专业知识，阿克塞尔希望在选择公司以及引导公司创始人健康退出等问题上占据优势。与此同时，阿克塞尔提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它没有到处寻找下一个投资目标，而是对看起来有希望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进行管理咨询式的研究。但在这种深思熟虑的风险投资文化中，仍有大量风险投资人凭直觉行事，他们相信突破性的想法从定义上来说本就是令人震惊的，即使做好任何心理准备，人们都无法预测它们。“即兴投资人”与深思熟虑者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考验了风险投资行业的运转模式，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即兴投资人”带来灾难性失败

为给手写便携电脑计划筹集资金，卡普尔带着卡普兰去见了约翰·杜尔，硅谷即兴投资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随着尤金·克莱纳和汤姆·珀金斯的退休，杜尔和他的朋友维诺德·科斯拉成为凯鹏华盈的领军人物，他们确定了凯鹏华盈的发展方向，并开始支持真正具有革命性创意的初创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可能孕育出全新的行业。尤其是杜尔，他具有个人磁场，对大胆的创业者而言总是如同像救星一般，成为无所畏惧的创业者的首选投资人。创业者们喜欢他，因为他常常对创业者提出的愿景表现出比创业者本身更大的热情。一个创业者惊叹道，杜尔拥有“牧师般的情感投入和赛马般的精力”。“约翰·杜尔曾无数次对不同的事情表示肯定，认为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件事。”他的一位竞争对手带着佩服和嘲讽的复杂情绪说。杜尔身材瘦削，像个苦行僧，却精力充沛。他睡得很少，开车风格很危险，恨不得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珀金斯邀请他星期六在游艇上玩上一天。“我不确定，”杜尔回答说，“我可能得去东京。”

杜尔太忙了，他看起来甚至都没什么物欲——这吸引着同样不追求物质享受的米奇·卡普尔。杜尔总是开着一辆实用的面包车，穿着皱巴巴的卡其裤和普通的纽扣衬衫，据说他总共就两条领带。尽管如此，凭借对康柏、太阳微系统和莲花发展公司的早期投资所带来的意外之利，杜尔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太平洋高地社区买了一套漂亮的别墅，然后又买了第二套，因为它挡住了第一套别墅的视野。之后杜尔改造了第二套别墅，去掉了碍眼的阳台，将其变成了一个招待宾客的空间。每当卡普尔从波士顿去到圣弗朗西斯科时，都会住在那里。

考虑到卡普尔和杜尔的关系，当卡普尔开始筹集资金时，凯鹏华盈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即便如此，卡普尔筹集资金的方式还是非同寻常的。正如卡普兰所说，他和卡普尔来到凯鹏华盈的办公室，期待进行一场探索性的谈话，但他们没有准备商业计划或财务预测的展示。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们被领进了会议室，被要求当着所有合伙人的面展示自己的商业计划。考虑到情况很难变得更坏，卡普兰迅速出击。为了弥补在准备细节方面的不足，他精心渲染了其宏伟的愿景。他宣称，未来的电脑将会像笔记本一样轻巧、时髦。为了阐明他的观点，他把皮面装订的文件夹甩向空中，文件夹啪的一声散落在了凯鹏华盈的合伙人面前。

那天的晚些时候，杜尔打电话到卡普兰住的酒店。卡普兰再次感到惊讶，他不知道杜尔是怎么找到他的。杜尔毫不理会卡普兰的困惑，宣布凯鹏华盈有意投资他的公司。这时卡普兰反而迟疑了。他口中的公司还没有创立起来——至少在当时还没有。难道凯鹏华盈不应该等看了财务预测报告之后再决定吗？

“我们支持你和你的想法。”杜尔坚定地说。与卡普兰的愿景相比，其他细节并不重要。两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都在出差，但他们调整了行程，安排同时在圣路易斯机场转机。杜尔在登机口与卡普兰会面，并敲定了一笔交易：凯鹏华盈、米奇·卡普尔和维诺德·科斯拉将共同出资150万美元收购卡普兰的公司1/3的股份。杜尔将成为董事长，卡普尔和科斯拉将担任董事会成员。

“你会给自己的公司起个什么名字呢？”杜尔问卡普兰。“GO，全部大写。就像俗话说的‘勇往直前，去追求它，去追求金子’（GO forth，GO for it，GO for the gold）。”卡普兰回答。杜尔补充说：“对，‘去上市’（GO public）。”

成立一年后，GO毫无进展。向投资人兜售愿景是一回事，但要实现目标是另一回事。卡普兰和他的两个创始合伙人还没有制造出一台能运转的笔记本电脑，他们便开始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在1988年的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杜尔向卡普兰保证，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当然，卡普兰需要额外的现金，但筹集资金并不困难。杜尔自信地宣称：“每个人都想参与这笔交易。”

“那是在合适的价格参与。”科斯拉提醒说。GO的第一笔风险投资资金150万美元是以每股40美分的价格筹集的，同样一批投资人后来又以每股60美分的价格追加了50万美元。卡普兰担心，对于一家尚未交付产品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过高的价格，科斯拉似乎也同意这一点。因此，第二笔融资将GO的价值定在了600万美元。

还没等任何人体会科斯拉的谨慎提醒，卡普尔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想让GO的价值翻倍。“1 200万美元！”他激动地宣布。卡普兰双手抱着头，望着杜尔，希望杜尔能压制住卡普尔的嚣张气度。卡普兰后来写道：“我以为杜尔会用一种礼貌的方式告诉卡普尔，他在胡说八道。”可杜尔静静地坐了几秒钟，他抖着左腿，然后突然直立起来宣布：“我认为我们应该将估值提高到1 600万美元。”

杜尔和卡普尔对视了很久。在杜尔看来，他和卡普尔只是在努力完成他们的工作，即为困难的融资确定一个完整而公平的价格。但卡普兰不禁觉得，他看到的是两个扑克玩家，其中一个人增加了另一个人的赌注。卡普兰的一位联合创始人坐在两位投资人中间，为了避免在他们两个人的对视中被“误伤”，他不断滑低自己的位置。

科斯拉再次开口了：“听着，我们向其他投资人问问也无妨。但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这些中间回合的定价是高度不稳定的。如果他们认为你的现金快用完了，就会等着你出局。如果价格开始下跌，每个人都会临阵退缩。”“嘿，在我们这一行没有标准定价，”杜尔反驳道，“只有心甘情愿的买家遇到心甘情愿的卖家！”

会议结束后，卡普兰与他的联合创始人聚在一起。“我猜这算不错的进展？”他紧张地说。“简直是好到离谱，”一个人回答说，“这些天价估值让我直流鼻血。”“嘿，那些家伙才是专家，”另一个人回应道，“我们凭什么评判他们？他们一直在搞投资。”

几天后，卡普兰打电话给杜尔，问他应该选谁作为潜在投资人。杜尔开始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大量点名，包括一些普通的风险投资人、一些拥有风险投资子公司的大型公司、一些凯鹏华盈的合伙人、几家投资银行，还有史蒂夫·乔布斯。卡普兰记笔记记到手腕发疼。“够了！”他喊道。他后来写道，打电话给凯鹏华盈的合伙人就好像打给消防部门。“他们往往会兴师动众地出现，带着古道热肠和攻克目标的孤注一掷的精神。他们走的时候，火肯定熄灭了，但家具可能已经被水浸透了，窗户可能也破了。”

卡普兰开始向杜尔名单里列出的投资人推介他的初创企业。他们每一位仿佛对此都颇感兴趣，但又态度暧昧。沮丧的卡普兰回到杜尔身边。“你看，现在我们只有能维持大约4个星期运营的现金，然后公司就会出现混乱，”他告诉杜尔，“没人接受这个价格。”“好吧，”杜尔回答，“我们把估值降低，然后等待交易完成。把话放出去吧。”他现在将估值调回了卡普尔最初提出的1 200万美元。

卡普兰给21位潜在投资人打了电话，要求他们在星期一下午5点前回复他。但没有一个报价兑现。第二天早上，卡普兰再次打电话给杜尔。电话直接转到语音信箱了。他咬紧牙关，留下了一条信息。“约翰，这条语音会是你星期二的起床铃声，”他说，“没有人愿意投资。我们完蛋了，怎么办？”

中午，杜尔回了电话。他曾和纽约贝瑟默风险投资公司（Bessemer）的一个投资人谈过，这个人认为其合伙人可能会感兴趣。杜尔建议卡普兰坐飞机去纽约向他们推介。卡普兰照办了，但却遭受了更多的羞辱。贝瑟默的这帮人对卡普兰的项目似乎完全不感兴趣。“我们现在得赶去机场。”他们轻快地说，完全不在乎卡普兰是如何飞奔到机场，横跨整个大陆来找到他们的。卡普兰认为末日已经到来，他再次打电话向杜尔求助。

但杜尔并没有放弃。他后来说：“你必须带着坚定的信念练习这门技艺。”在硅谷，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推介公司愿景。他没有理会有关GO内部员工遣散费的问题，而是让卡普兰及其联合创始人在下星期一下午5点，在凯鹏华盈会议室等他。到了约定的时间，杜尔走进会议室，连招呼都没打，就把办公室的电话放在了桌子中间。“斯科特·斯珀林（Scott Sperling）怎么说？”他指的是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一位合伙人。卡普兰回答说：“我在很久以前问过他。他认为价格太高了。”杜尔继续问道：“那他认为什么价格不算太高？”卡普兰表示不太确定。

“我们打电话问问他吧。”杜尔拨了电话号码，全然不顾当时已经是波士顿时间晚上8点。斯珀林的妻子接了电话。在背景音中，他们可以听到婴儿的声音。“你好，我能和斯科特说话吗？”杜尔礼貌地问道。“等一下，”斯珀林的妻子回答说，“他正把孩子抱在腿上。”斯珀林接起电话，杜尔直截了当地说道：“斯科特，我们需要完成这笔融资，但我们没有任何头绪，你怎么看？”斯珀林回答说：“如果你能实现你说的，那这家公司的确会有很大的市场……但我们觉得1 200万美元的估值过高了。”“那什么估值会让你愿意投资？”杜尔问道。斯珀林回答说：“800万美元。”杜尔问道：“在这个水平上，你愿意投多少钱？”“最多200万美元。”

杜尔不再说话。“每股多少钱？”他问卡普兰，卡普兰已经在敲打计算器了。“大概是75美分。”卡普兰说。这个数字远低于卡普尔和杜尔的预期。但斯珀林提出的报价比第二轮融资时的600万美元估值要高得多。杜尔看着GO团队，问道：“你们愿意这么做吗？”“我们没问题。”卡普兰说道。杜尔打开了免提：“斯科特，一言为定。杰瑞早上会打电话给你，开始做文件。”杜尔挂断电话，转向GO团队：“祝贺你们，先生们，你们有了自己的领投人。”然后他大步走出房间，如同一个瘦削而又结实的消防员，戴着一副棱角分明的眼镜，奔向他的下一个火警点。

在杜尔的帮助下，卡普兰在短短几天内就筹集到了600万美元，这比他设定的500万美元的目标还要多。他坚持到了1993年，在杜尔的帮助下定期筹集资金，但仍然未能实现制造手写便携电脑的梦想。最后，他以跳楼价把GO卖给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下简称“AT&T”）的一个部门。他的投资人几乎一无所获。

作为风险投资的一则“寓言”，GO的故事暴露了杜尔虚张声势的越权特质。他决意投资的基础是一场没有商业计划支持的即兴演讲，之所以进行投资是因为他相信此举能够助推巨大技术飞跃的实现。他抱着极大的雄心，然而却可能损害了卡普兰的未来，使其偏离了或许可以通过渐进式发展实现的路。“他们本应该像优比速（UPS）快递员那样，在一个小区域内工作。”卡普尔后来回忆道，“GO让我看到了那些凯鹏华盈式激进发展的公司的缺陷。如果它不能带来全垒打式的成功，凯鹏华盈也不在乎该公司是否三振出局。要么做大，要么回家……凯鹏华盈采用的投资方法有一种傲慢在其中，那种一定要改变世界的傲慢。”

不打无准备之仗

卡普尔认为杜尔的风格会招致麻烦，这个观点其实是对的。大约在GO遭遇惨败的同时，杜尔和科斯拉成立了一家名为“玳能科技”（Dynabook Technology）的新一代笔记本电脑公司，该公司在倒闭前耗费了投资人3 700万美元的资金。除此以外，杜尔还大肆宣扬了一系列后来被证明失败的技术前景，例如人类基因筛选、抗衰老药物、化学药品设计等。他似乎忘记了汤姆·珀金斯的那句老话：在投资一家面临技术挑战的公司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除“白热化风险”。

如果说凯鹏华盈体现了硅谷的狂妄精神，那么刚刚起步的挑战者阿克塞尔合伙公司则有意与众不同。两位创始人阿瑟·帕特森（Arthur Patterson）和吉姆·斯沃茨（Jim Swartz）已经是该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是深思熟虑的投资人，而非即兴投资人，是战略家而非布道者。特别是帕特森，他多谋善断，胸有成算。作为华尔街风云人物的后裔、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他不像那些工程师出身的投资人那样只关注下一代技术，而是更广泛地关注金融市场、商业模式，甚至是政府政策。同时，依靠广泛地阅读和流畅地推理，他写了一系列的内部文件来规范阿克塞尔的投资方法。也正是他借用了19世纪的“微生物学之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话“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从而提出了阿克塞尔的口号：“做有准备的头脑。”

帕特森长得又高又瘦，拥有一种贵族式的古怪气质。有一次，他招待阿克塞尔的一名新员工用晚餐，只供应了12根烤玉米和酒窖里的优质波尔多葡萄酒，着实让这名新员工吃了一惊。斯沃茨与凯鹏华盈式即兴投资人的对比也很明显，但与帕特森的原因不同。斯沃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长大，父亲既是一名公共汽车司机，也做一些农活。斯沃茨崇尚个性和纪律。凯鹏华盈的即兴投资人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救世主，但斯沃茨只支持可靠的创业者，实施财务控制，坚持冷静、正直和务实的作风。有一次，一位创业者为欢迎他加入自己公司的董事会，为他印了一些名片，斯沃茨愤怒地把名片用信封包裹起来寄回去，谴责这种公然浪费金钱的行为。当这位创业者打开信封时，对斯沃茨的谴责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觉得斯沃茨是对的。后来他把那封信放在书桌上，以便每天提醒自己控制开支。

阿克塞尔成立于1983年，正值资本利得税削减和“谨慎人规则”取消后，资本涌入风险投资基金的顶峰期。由于有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可供调配，那些成熟的风险投资合伙企业会将好的交易据为己有。这意味着像英特尔或苹果那样分散融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个时代领投企业通常通过引入共同投资人来控制风险，但现在不会了。因此，一个新进来的风险投资人必须主动争取投资的机会，而吸引公司创始人的一个明显方式就是精通他们的技术领域。此外，风险投资业务的扩张意味着专注于某一领域比以前更可行：你可以缩小重点关注范围，但仍有足够的交易可供选择。斯沃茨因其在网络公司翁格曼-巴斯上的惊人押注而闻名，他选择了电信作为自己的专攻领域，并将自己的总部设在普林斯顿，距离新泽西州默里山的贝尔实验室只有很短的车程。帕特森选择了软件作为他的专攻领域，并将自己的总部设在硅谷。不可避免地，帕特森所在的西海岸胜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斯沃茨越来越常去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出差，最终他也搬到了那里。

为了强调其专业化战略，阿克塞尔于1985年募集的第二只基金专门针对电信行业进行投资。基金的发行文件声称：“在信息化经济中，几乎每一个电子系统都将与其他系统进行通信。”因此，他们认为调制解调器、计算机系统联网、视频共享和其他电信应用的市场将会非常大。为了证明他们对这一投资宗旨的承诺，帕特森和斯沃茨招募了很多电信专家，并在斯坦福大学举办了精心设计的会议，在电信业版图上插上了自己的旗帜。他们每年都会为电信业的显要举办一场正式晚宴，在晚宴过后，300多个参会者会一同倾听行业预言家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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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的休息时间，创业者们会拿出幻灯片，向投资人推介自己的公司。斯沃茨后来说：“我们的策略是先宣发一只基金，让媒体报道电信行业的消息，然后组织一场电信行业大会，制造一些声势。”当时阿克塞尔的竞争对手对这种做法非常佩服，凯鹏华盈就直接向阿克塞尔电信基金注资了200万美元。

阿克塞尔总是宣称，它秉持专业化投资战略，不去刻意跟随投资风潮，避免了投资风潮对投资决策的干扰。借用石油行业的一个类比，它的成员不会是随意钻探油井的投机商人，而是研究地质的有条不紊的探索者。手写便携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到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初创企业都在模仿GO，并举办了一些会议来庆祝这一新技术领域的发展。斯沃茨尽职尽责地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聚会，想看看这些炒作是怎么回事。但在阿克塞尔式的审查下，无论是手写技术还是相关的商业计划，看起来都不太可能成功，斯沃茨也就拒绝在这些项目上浪费资金。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风潮的漠视，阿克塞尔的投资相对而言很少失败。在它成立10周年之际，一项统计显示，阿克塞尔的45笔投资中，只有7笔出现了亏损。

在对投资机会的抢夺中，专业化也帮助了阿克塞尔。阿克塞尔的合伙人都是他们所投资领域的专家，他们可以很快地抓住创业者的演示精髓，并迅速做出决定。如果他们决定进行投资，下一个挑战就是说服创业者选择阿克塞尔而不是竞争对手，专业化也有助于此。创办公司是一种孤独的体验，创业者将生命和灵魂投入小众项目中，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创业者们一定会对那些欣赏他们的计划的投资人产生好感。他们认为那些都是懂他们的人。阿克塞尔的目标是彻底理解创业者，可以在创业者演示时接他们的下半句，并预测下一张幻灯片。阿克塞尔在内部谈到了“90%规则”，即在创业者开口说话之前，阿克塞尔的专家型投资人应该对创业者要说的话有90%的了解。

阿克塞尔的专业方法使其特别擅长识别风险投资人们常说的那种“相邻可能”。通过融入各自的行业，进入被投公司的董事会，并将直接观察与管理者兼顾问式的分析相结合，阿克塞尔的合伙人可以预测技术领域下一个合情理的创新方向。“每一笔交易都应该带来下一笔交易”，这是阿克塞尔的另一个理念。斯沃茨特别喜欢在单个产品类别的连续迭代中进行投资。他在1986年投资了一家做视频会议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1988年，他投了第二家；1992年，他又投了一家。诚然，这种渐进主义有潜在的成本，但在这三次下注中，他赚取了14倍的回报。与其他打破凯鹏华盈的投资范式、大步向前的投资人相比，阿克塞尔显得更加沉着、脚踏实地、有条不紊，尽管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会错过一些巨大的盈利机会。同样，阿克塞尔的合伙人已经在各自领域扎根成为专业人士，他们往往会忽略唐·瓦伦丁青睐的那种毫无计划的创业者。因此，阿克塞尔错过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电信交易的母公司思科，尽管它了解这家公司，并拥有一只专业的电信基金。即便如此，阿克塞尔依然坚持做深思熟虑的选择。它将推动工程学的边界，使其创造价值，但目标不会大到让人觉得不自量力。它的投资宗旨是：“只要你保住了一垒安打，本垒打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一些一垒安打投资所带来的长期价值会远超你的预期。

指数法则不可阻挡

阿克塞尔最初几只基金的表现毋庸置疑。他所管理的专业电信基金的资本增加了3.7倍，产生的年化回报率是其同类风险投资基金中位数的两倍还多。把前5只基金加在一起，阿克塞尔的业绩甚至更好：平均市盈率为8倍。然而，阿克塞尔的惊人之处在于，尽管合伙人坚决不追求狂妄自大的大满贯，但在收益表现中占主导地位的却都是这些大满贯项目。阿克塞尔电信基金完全符合所谓的“二八定律”，该基金高达95%的利润来自所投资的盈利最高的20%的公司。其他早期的阿克塞尔基金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指数级增长效应。在该公司的前5只基金中，前20%的项目的投资利润占比从未低于过85%，平均占比为92%。

简而言之，指数法则是不可阻挡的。即使是一个反凯鹏华盈式的、有条不紊的专业型风险投资合伙企业也无法逃脱这种规律。

指数法则的主导地位在悠游网络的案例中也得到了体现。如今，悠游网络早已无人问津，被并入威瑞森（Verizon）庞大的电信帝国，但它是阿克塞尔创业的头十几年里几个意想不到的大满贯之一。悠游网络写作“UUNET”，其发音如同“you-you-net”，听起来就像回到了一个不同的时代。这个奇怪的缩写，大概源于只有软件工程师才喜欢的软件协议，与后续享誉国际的初创企业品牌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产物，想想Zoom、色拉布（Snap）、条纹支付（Stripe）、声田（Spotify）这些名字。悠游网络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除了可以说明指数法则的规律，也展示了风险投资的两种属性。首先，它展示了政府支持的科学研究和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者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的独特作用。其次，它揭示了关于风险投资的社会影响力的核心悖论。作为单独的个体，风险投资人可能会在不经意间获得好运，比如获得机会和意外发现，并参与风险投资游戏，这有时可能比勤奋或远见更重要。与此同时，风险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强大引擎，其能量比人们通常认识的强大得多。

悠游网络成立于1987年，是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默默无闻的非营利性组织。它的任务是解决当时互联网存在的主要局限：只有大约10万台计算机能与之连接。互联网最初是由五角大楼资助的军事通信系统，后来成为政府实验室（包括政府支持的大学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收发电子邮件、查看电子公告板和共享文件的平台。但私人公司和个人禁止进入该网络，利用互联网的商业活动也不被允许。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政府外的科学家希望体验类似的功能。拿着由一个管理松散的计算机科学家协会提供的25万美元的贷款担保，悠游网络成了他们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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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华丽的“信息高速公路”

悠游网络的创始人是里克·亚当斯（Rick Adams），一位30多岁的和善的工程师，他在政府的地震研究中心工作。他有一头蓬松的棕色头发，留着大胡子，穿着白色牛仔裤和马球衫。在政府部门工作之余，他兼职为那些被排除在政府互联网之外的企业实验室的科学家研究并行互联网（parallel internet）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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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大型私人公司都是通过局域网把他们的员工联系起来的，但是从一家公司向另一家公司的人发送信息的费用高得离谱。亚当斯将思科路由器和网络软件结合起来，以建立更便宜的连接。他收取服务费，但只够收回成本。这项技术离拿到风险投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起初，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商机。大多数人认为，互联网一直是政府项目，如果想将网络连接带给大众，那一定还得政府来做。1990年7月，田纳西州年轻的参议员阿尔·戈尔（Al Gore）提出了一个设想——建设公共部门的“信息高速公路”。戈尔所设想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采用的是全新的光纤管道，而不是像互联网那样在现有的电话线上运行，这些光纤管道将把家庭电视变成交互式终端。光纤将使信息和娱乐活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进入美国家庭，取代互联网上单调的公告栏。

最初，这个华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引发了一众热捧。1991年，戈尔提出了一项17.5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计划来支持他的设想。1992年，当比尔·克林顿挑选他作为自己的副总统竞选伙伴时，他的知名度上升了。到1993年，一群实力雄厚的科技公司开始着手争取政府的支持，以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但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另一件事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悄然发生了。企业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开始纷纷涌向悠游网络，使用他们的服务。悠游网络变得收入丰厚，于是放弃了非营利性原则。随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承认悠游网络和其他一两个规模较小的同类公司取得的进展后，宣布了一项与政策相违背的计划。它将邀请私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进入由政府管理的网络，不再试图阻止私人用户进入。事实上，这样做会让政府接管这些公司的管理。是政府发明了互联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而言，将互联网转变为大众媒介，使信息民主化，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系列工作最好交给非政府部门。

故事讲到这里，米奇·卡普尔就该出场了。当他投资的手写便携电脑公司努力筹集资金时，卡普尔又经历了一次顿悟。戈尔主导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仍然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但在卡普尔看来，这样做会造成巨大破坏，而且代价高昂。与掘地三尺铺设光纤电缆相比，建设基于铜线的互联网要便宜得多。悠游网络已经将路由器和服务器嫁接到现有的电话网络上，把语音线变成数据线。现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私有化公告加速了这一进程。这是一种吸引数百万用户上网的方式，这种以市场为主导的做法将使戈尔宏伟的计划黯然失色。

“好吧，说来就来了。”卡普尔对自己说，“我需要躬身入局了。”1992年8月，卡普尔访问华盛顿，并安排与里克·亚当斯会面。“有一场扑克比赛正在进行，而我没有筹码，但我必须投资。”他坦率地解释道。如果亚当斯允许他购买悠游网络的少量股份，他将为其找来真正的风险投资资本。亚当斯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对金融家普遍持怀疑态度，也不愿向风险投资公司派来的监督者汇报。他关心的是如何促进网上的公开交流，他不想损害这一目的的纯洁性。另一方面，亚当斯的确需要大量资金。悠游网络越扩张，需求增长得就越快，因为越来越多的使用者让互联网对下一波潜在用户更具吸引力。悠游网络的首席科学家迈克·奥戴尔（Mike O’Dell）回忆说：“这个项目‘烧’了一桶又一桶金。我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安装硬件，就像在不断长高的大男孩一样，我们必须很快成年。”

卡普尔以自己的经历为佐证，消除了亚当斯对风险投资的疑虑。他也曾经历过一段厌恶风险投资的时期。作为一名年轻的产品经理，他曾为一家由阿瑟·洛克支持的公司工作。有一天，卡普尔坐在董事会会议上，看到洛克“对某个人或某个项目下达了执行命令，就像弹掉胳膊上的跳蚤一样随意，那是一个‘教父’式的时刻”。因此，当为莲花发展公司筹集资金的时候，卡普尔一直很敏感，他警告潜在的投资人，自己将把人性放在利润之前。但后来他放心了。他意识到，只要一家初创企业蓬勃发展，风险投资人就会听从创始人的意见。“你不会被风险投资压垮的。”卡普尔敦促亚当斯。

在卡普尔的劝说下，亚当斯开始与他的双重本能做斗争。如果卡普尔是一个标准的投资人，亚当斯会拒绝他。但是，从卡普尔非营利性的理想主义和政治观点中，亚当斯感觉和他志趣相投。经过一番思考，亚当斯接受了卡普尔的提议。

在确保自己在这场“游戏”中的地位后，卡普尔迅速开始工作。在其他竞争对手强行进入市场之前，悠游网络必须成长为一棵大树。不管亚当斯对投资人有什么疑虑，这个意外产生的东海岸初创企业都需要拿到西海岸风险投资的大量资金。卡普尔的第一站是去找凯鹏华盈的约翰·杜尔。卡普尔敦促杜尔说，不要在意“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带来的兴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互联网会将戈尔的设想抛之脑后。然而，与GO的故事走向不同的是，杜尔没有被说服。悠游网络不是凯鹏华盈喜欢投资的类型。它没有知识产权，因此，在更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毫无防御能力。它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凯鹏华盈不太可能得到惊艳的回报。杜尔甚至拒绝与亚当斯见面。

被凯鹏华盈拒绝后，卡普尔将这个项目带到了阿克塞尔。卡普尔选择向谁求助几乎是随机的，与阿克塞尔作为电信专家的地位毫无关系。凑巧的是，卡普尔最近投资了阿克塞尔的一家基金。他打电话给在那里的联络人进行了推销。他敦促说，互联网即将有更大的发展，这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能相互交谈的机会”。

卡普尔向阿克塞尔致电只是出于运气，而阿克塞尔深思熟虑、准备充分的分析逻辑在后台缓慢地运行着。在该公司位于普林斯顿的办公室，一位名叫唐·古丁（Don Gooding）的电信研究员已经开始跟踪互联网的发展了。与此同时，在西海岸，另一位名叫吉姆·麦克利恩（Jim McLean）的阿克塞尔电信专家明白，互联网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技术。在访问位于芒廷维尤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办公室时，麦克利恩就对架子上昂贵的服务器和路由器惊叹不已。

“一个政府机构怎么买得起这么豪华的设备？”麦克莱恩天真地问道。“这都是免费的。”工程师告诉他，路由器制造商用他们的硬件来换取“非法访问”本应仅限政府使用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互联网的权利。他们如此渴望连接，甚至不惜为此违反法律。

到目前为止，阿克塞尔已经通过三条不同的线索了解到互联网的潜力：卡普尔的来电，古丁的关注以及麦克利恩瞥见的那种对在线连接的贪婪需求。问题是阿克塞尔是否会将这些线索转化为投资。

起初，什么也没有发生。面对数条投资线索，阿克塞尔团队反而失去了兴趣。1993年1月底，卡普尔访问了阿克塞尔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办公室，试图让悠游网络重新进入阿克塞尔的视线。令他失望的是，没有一个合伙人出席会议。卡普尔向亚当斯坦言，阿克塞尔“没有做出表明它即将投资的肢体语言”。然而，在高级合伙人级别以下的麦克利恩仍对互联网保持着热情。当听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计划将互联网私有化时，他开始寻找可能抓住这个机会的公司。他在搜寻过程中注意到了悠游网络，它看起来可能是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淘金热”中的赢家。

当向阿克塞尔投资团队推介的机会来临时，麦克利恩拿出了从最近的会面中收集来的6张名片。“这些名片有什么新意？”麦克利恩问道。他看到的全是茫然的目光。没有人说得上来。“他们都有电子邮件地址。”麦克莱恩指出，他告诉投资人们，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吗？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很快，现在是投资的时候了。

合伙人们予以回击道，人们不需要悠游网络就能使用电子邮件。他们可以注册CompaServe或Prodigy的会员，这两种服务允许300万用户向其他账户持有人发送电子邮件。运气和团队研究结果都清楚地将投资悠游网络的机会展示在了阿克塞尔的面前，但它仍然没有看到。

正如风险投资界经常发生的那样，阿克塞尔需要一个竞争对手的推动才会改变态度。1993年2月，一家名为“都市光纤系统”（Metropolitan Fiber Systems）的电信公司开始尝试投资悠游网络。亚当斯向卡普尔寻求建议。他认为，也许像都市光纤系统这样的企业投资人会比风险投资人更好？但卡普尔坚持一种观点：是企业投资人还是风险投资人投资有什么关系呢？关键是要让他们来争夺你的注意力。卡普尔将都市光纤系统公司竞标的消息透露给了阿克塞尔的合伙人。他向亚当斯保证，这会让他们“兴奋起来”。

亚当斯在悠游网络办公室附近的丽思卡尔顿酒店会见了都市光纤系统的一位代表。那家伙在丽思卡尔顿的记事本上写了些数字。然后他戏剧性地把这页纸撕开，面朝下，滑到亚当斯面前。都市光纤系统准备以800万美元的估值向悠游网络投资50万美元。

亚当斯的下一站是阿克塞尔在西海岸的办公室。最后，他获得了45分钟的时间向投资委员会推介自己的公司。宣讲结束后，阿克塞尔的合伙人又让他讲了3个小时。正如卡普尔所预言的那样，他们的态度神奇地发生了变化。但阿克塞尔尚未透露具体价格。为了匹配都市光纤系统提出的800万美元估值，它必须确信悠游网络会大获成功，否则就不值得冒险了。亚当斯在给卡普尔的信中写道：“他们目前正在怀疑市场的规模。他们确信悠游网络可以成为一个价值3 000万美元的公司，但还不确定它是否有潜力将估值提升到1亿美元。”

除了对市场规模不确定外，阿克塞尔还不信任亚当斯的管理能力。如果悠游网络想要成长，就需要有经验的运营管理者，风险投资公司也必须找到这样的人，争取招募他们，并在董事会上支持他们。但亚当斯有可能会抵制这一点，他的自尊心必须受到控制，而悠游网络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这使得风险投资人管理起来鞭长莫及。

作为阿克塞尔在软件行业的高级投资人，阿瑟·帕特森下定决心，如果他能找到合适的共同投资人，将会参与这笔交易。在一次颇具创意的社交活动中，他给恩颐投资打了个电话，该公司是3Com的投资人之一。恩颐投资在巴尔的摩有一个办公室，离悠游网络在弗吉尼亚州的办公地点不远。更重要的是，一位名叫彼得·巴里斯（Peter Barris）的主管刚刚加入恩颐投资的巴尔的摩团队。几年前，帕特森专程飞往得克萨斯州会见巴里斯，当时巴里斯还是一名刚刚崭露头角的软件主管，是达拉斯一家公司的二号人物，帕特森把了解他作为自己的工作。那次得克萨斯州之行现在终于有了回报。帕特森敦促巴里斯了解一下悠游网络。

帕特森打来电话的几天后，巴里斯拜访了亚当斯。这两人看起来并不登对。亚当斯健壮如熊且着装随意，而巴里斯身材匀称，看上去很有教养。但正如帕特森所料，巴里斯的经历使他成为亚当斯的完美搭档。他曾在通用电气的信息服务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该部门的业务是向企业客户销售数字商业工具。

巴里斯向亚当斯介绍了通用电气提供的软件，比如财务分类账、客户跟踪程序、人力资源系统等。巴里斯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互联网上提供同样的服务。亚当斯向他保证会的。事实上，在互联网上提供这些程序的成本要比通用电气现在所花费的低得多，后者需要通过昂贵的拨号连接才能接入昂贵的主机。巴里斯意识到这是一个机遇。由于在通用电气的工作背景，他知道大客户会愿意为什么样的网上服务买单。并且亚当斯的互联网背景，使其知道该如何有效地提供这些服务。通过结合两人的知识，他们可以创造财富。

1993年7月，阿克塞尔和恩颐投资联手向亚当斯提交了一份4页的投资意向书。这距离卡普尔和阿克塞尔第一次接触以来，已经有6个多月了。在几乎错失良机之后，阿克塞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但是投资过程并没有结束。阿克塞尔和恩颐投资的投资意向书中，对悠游网络的建议估值仅为600万美元，比都市光纤系统公司提出的估值低了200万美元。这让亚当斯很是不悦。

竞争的压力再次迫使投资人向亚当斯妥协。这一次，向悠游网络表示投资意向的是一家名为“门罗风险投资公司”（Menlo Ventures）的硅谷合伙企业，这家企业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了悠游网络。原来，悠游网络的首席科学家迈克·奥戴尔此前曾在门罗支持的一家公司工作过。门罗的一位新合伙人，工程师约翰·贾夫（John Jarve）利用奥戴尔的关系与亚当斯进行了会面。由于在工程学方面有共同之处，他们相谈甚欢。

亚当斯告诉贾夫，自己打算拒绝600万美元的估值，并要求他提出更高的估值。“让我写一份投资意向书吧，因为你们应有的估值要比600万美元高得多。”贾夫急切地回应道。

贾夫当即拿出了一份投资意向书，将悠游网络的估值定为略高于800万美元，击败了阿克塞尔、恩颐投资及都市光纤系统的报价。在恩颐投资，巴里斯现在急切地希望与亚当斯合作，所以他很快同意匹配贾夫的估值。亚当斯很高兴地告诉巴里斯，他将只与恩颐投资合作。毕竟，巴里斯是最有可能帮助悠游网络的投资人。但是，因为公司需要保护声誉和人脉，所以巴里斯拒绝将阿克塞尔和门罗压榨出局，加之他是由帕特森邀请来“参加舞会”的，他不想背叛帕特森。最终，阿克塞尔同意了新的估值。1993年10月，这三个投资人共支付了150万美元资金。

投资过程像极了一场接力赛。卡普尔是第一个支持悠游网络的投资人，他将接力棒交给了阿克塞尔的帕特森。然后，帕特森把它交给了巴里斯。由于身处东海岸，巴里斯将是三位风险投资人中最亲力亲为的一个。接下来，他开始为悠游网络招聘有效的管理者，这样他就也可以淡出到幕后。

巴里斯给通用电气信息服务部门的资深员工乔·斯卡尔奇尼（Joe Squarzini）打了电话。时年52岁的斯卡尔奇尼似乎与悠游网络的年轻工程师们并不般配。当斯卡尔奇尼去面试时，亚当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不想要一个想将通用电气的公司文化带进悠游网络的人。斯卡尔奇尼抗议道，他虽然看起来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通用电气员工，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业余的无线电操作员。但亚当斯并没有被说服。“我比悠游网络里任何一个人都强。”斯卡尔齐尼坚持说，他甚至已经准备好用热熨斗连接电线以证明他的资格了。亚当斯对此印象深刻，他后来说：“我再也找不到理由拒绝他了，所以我们雇用了他。”

被任命为副总裁后，斯卡尔奇尼开始对悠游网络随心所欲的运作机制加以规范。很快，这项任务的紧迫性变得显而易见。在整理悠游网络的公司账目时，一位簿记员发现了一箱未付票据，这是悠游网络购买路由器和其他设备的应付账款，数额高达75万美元。这笔钱消耗了悠游网络刚刚筹集的资金的一半。在获得150万美元首轮融资的仅仅几星期后，该公司就几乎耗尽了所有资金。

总得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悠游网络的风险投资人。他们的估值建立在财务报表的基础上，而这些财务报表现在被证明是虚假的，投资人们是不会高兴的。毕竟，如果悠游网络是一家上市公司，其现金余额的戏剧性重报将会损害其股价。同样，如果悠游网络从银行贷款，它也不可能在遭遇这种尴尬之后期待获得新的贷款。悠游网络的前景现在取决于其风险投资人是否会对此有不同态度。他们必须冷静地接受打击，拿出新的资金，否则悠游网络将耗尽运营资金。多年后，巴里斯回忆道，如果亚当斯把75万美元的财务错误消息爆出，悠游网络的未来可能就岌岌可危了。风险投资人们已经在怀疑亚当斯的管理能力，如果得知还有75万美元的资金用错了地方，可能会迫使他们立即止损。但由于风险投资人的投后管理方式，亚当斯没有必要公开这个信息。巴里斯已经在公司安置了斯卡尔奇尼，而斯卡尔奇尼是一个获得了投资人认可的成年人。只要斯卡尔奇尼主动向董事会解释这个错误，就可以挽救这家年轻的公司。

在召开董事会的那天，斯卡尔奇尼穿着通用电气的西装和衬衫，还有他所谓的“装甲翼夹皮鞋”。别去管亚当斯在面试时对他说了什么，现在是时候尽量表现得硬气些了。当斯卡尔奇尼向投资人坦诚相告时，他看着他们的眼睛发誓，这种拙劣的行为将会停止，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不专业的管理时期将一去不返。

对巴里斯和贾夫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们在风险投资界都是新手。虽然他们对悠游网络上的投资赢得了高级合伙人的同意，但这并不容易。贾夫非常清楚地记得，门罗的创始人杜博斯·蒙哥马利（DuBose Montgomery）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贾夫，这个项目最好成功。”现在，这一切都没有成功，贾夫担心他会因此丢掉工作。巴里斯回忆说，听到斯卡尔奇尼的讲话时，他感到“身体被掏空”。他的恩颐投资合伙人对悠游网络的前景并不看好，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定会摆出一副“我早告诉过你”的样子。在开车回巴尔的摩办公室的路上，巴里斯一直在左思右想：自己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合伙人呢？应该用什么词来表达呢？

事实上，用词的选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风险投资人不像银行或股市投资人。他们一生都在处理那些危机不断的初创企业；他们很清楚，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拔腿跑掉。几年后，帕特森甚至不记得悠游网络遇到的这一挫折；作为三人中经验最丰富的投资人，他已经经历了几十次类似的事。即使巴里斯那时非常担心合伙人的反应，他依然记得当时他曾系统地规划了下一步怎么办。“钱已经汇过去了，但我们遇到现在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风险投资并没有断了悠游网络的生路，而是索要了补偿。他们承诺再向公司注资100万美元，但要求了一大笔股本作为回报。“我觉得好像有把枪指着我的脑袋。”亚当斯在一封标题为“不好惹的风险投资”的邮件中，给卡普尔写道。这印证了卡普尔格言的下一句：如果一家初创企业经营得不好，风险投资就会惩罚你。尽管如此，亚当斯还是不情愿地承认，惩罚总比破产好。1993年12月，他接受了风险投资人的救命稻草。

事实证明，那75万美元的冲击正好是悠游网络最终胜利的前兆。1993年12月，《纽约时报》商业版的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一种名为“马赛克”（Mosaic）的革命性网络浏览器的报道，文章称马赛克浏览器是“信息时代的藏宝图”。大约一年前，同一位作者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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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发了对阿尔·戈尔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愿景的激动之情。现在，报纸的新话题是关于它的竞争对手——马赛克浏览器所提出的那令人兴奋的点击式导航技术。以前，在互联网上查找信息需要输入诸如“Telnet192.100.81.100”这样的命令。现在，用户只需点击文字或图片就可以调用网页。卡普尔的顿悟被证明是正确的。在信息时代的未来发展上，悠游网络的版本胜过了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版本。

对于悠游网络的投资人来说，剩下的任务只有一个：确保亚当斯和他的团队利用好这个机会。1994年的头几个星期，巴里斯定期与亚当斯共进早餐，从他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家前往位于巴尔的摩的恩颐投资办公室的路上，他会在普克斯山万豪酒店稍做停留。巴里斯和亚当斯会一边喝着咖啡、吃着鸡蛋，一边讨论人事和战略问题，包括聘请外部首席执行官等微妙问题。巴里斯每天都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寻找一位明星首席执行官候选人，到了春天，他事半功倍。亚当斯现在足够信任他，可以允许他聘请职业经理人，而巴里斯正好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关键在于巴里斯能否说服这个人加入悠游网络。这位候选人是通用电气信息服务部门的另一位资深人士，名叫约翰·西奇莫尔（John Sidgmore），巴里斯记得他所谓的“创业者都是无所顾忌、肆意妄为的”的言论。在他还在通用电气的时候，西奇莫尔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人们会不断来拜访他。西奇莫尔喜欢在嘴里叼着烟，手里拿着咖啡，人们就会以一种令巴里斯难以置信的态度来讨好他。问题是，大约10年后，西奇莫尔已经承诺要经营另一家公司，并获得了45万美元的签约奖金。当巴里斯恳切建议西奇莫尔放弃自己的承诺，转而加入悠游网络时，被拒绝完全在巴里斯的意料之中。“我到底为什么要去这个小公司？‘哟哟网络’‘喂喂网络’，或者随便你叫它什么。”西奇莫尔问道。

巴里斯解释了他第一次见到亚当斯时的感受。如果他和西奇莫尔向企业客户出售的通用电气程序可以通过互联网交付，那么成本将只占一小部分。“想想利润，以及这些利润将对你的个人资产价值产生什么影响。”巴里斯诱惑道，“悠游网络为你提供了一个能将整个通用电气信息服务模式现代化地运用起来的机会。你叫它‘哟哟网络’‘喂喂网络’？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小公司。”巴里斯的话击中了西奇莫尔的要害，但很快问题就来了。“我可以获得多少股权？”西奇莫尔问。1994年6月，西奇莫尔同意上任，并获得了6%的公司股权。这与约翰·莫格里奇在加入思科时获得的股权比例大致相同。这差不多是悠游网络每位风险投资人从50万美元的投资中获得的回报。

在他把西奇莫尔“拉上船”后，巴里斯的工作基本上就结束了。有了明星首席执行官掌舵，悠游网络很快又筹集了第三轮资金，以极快的速度扩大规模，并借鉴了巴里斯了如指掌的通用电气的经验教训来采取行动。1995年1月，悠游网络敲定了建立支持Windows95系统的网络基础设施的合同，这是微软第一个基于互联网设计的操作系统。接下来的一个月，西奇莫尔又完成了一项非凡之举，他成功地与微软于在线服务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merica Online）达成了一笔类似的交易。通过对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家公司一样竞争关系的两家公司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它的业务呈指数级增长。3个月后，也就是1995年5月，悠游网络上市了。

早在1993年，由都市光纤系统的企业资本家还是阿克塞尔的风险投资人来投资悠游网络还悬而未决。现在，阿克塞尔得到了惊人的回报，悠游网络上市后的市值高达9亿美元。随后，在尘埃落定之后故事又循环回来，都市光纤系统公司第二次现身，以20亿美元的估值收购了悠游网络的控制权。靠着运气而非聪慧的投资技巧，阿克塞尔获得了54倍回报，利润高达1.88亿美元，门罗公司也获得了类似的回报，恩颐投资更是如此，因为它坚守阵地的时间更长。作为个人，风险投资人犯过很多错误。但是风险资本作为一个整体，帮助悠游网络将互联网传播给数百万人。

尽管亚当斯对投资人心存疑虑，但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合适的回报。“我想再次感谢你多年前把我推到正确的方向上。”公司上市后他在给卡普尔的信中这样说。“我有了1.38亿美元，这非常梦幻。”他补充道。

悠游网络的故事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再次体现了关于风险投资的教训。1993年12月，《纽约时报》发布消息称神奇的马赛克浏览器出自伊利诺伊大学一个纳税人资助的实验室，这是政府推动科学发展的又一个例子。马赛克浏览器的发明启动了网络革命。但浏览器的主要发明者马克·安德森并没有在伊利诺伊州待太久。尽管政府擅长推动基础科学发展，但它不擅长将突破性创新成果转化为改变社会的产品。

这所大学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人才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安德森是以该校国家超级计算应用中心临时雇员的身份开发这款浏览器的，当时他的时薪为6.85美元。在马赛克浏览器让他成为一个极客名人之后，该中心给了他一个长聘的职位，但条件是他必须退出浏览器项目。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作风：中心想要确保是它，而不是它的年轻天才研究员成就了这个项目。作为回应，安德森离开了学校，搬到了硅谷。他与一位名叫吉姆·克拉克（Jim Clark）的发明家合作，因为克拉克知道什么才能是有价值的，也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才能。

创造100倍市盈率奇迹

伊利诺伊大学发布了马赛克浏览器供大众使用，并想借此获得商机。安德森确信这种做法会失败，而一个更优秀的浏览器版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这一定是一个巨大市场。带着克拉克准备的资金，安德森和克拉克回到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老校区，两人会见了安德森在马赛克浏览器项目上最初的7名合作者。克拉克在他的酒店套房与他们一一会面，并承诺给这些时薪6.85美元的工程师65 000美元的年薪，外加10万股股票。克拉克后来写到，这是“标准发行额度，仅仅是见面礼”。“我敢肯定，你们持有的股票价值将超过100万美元。”克拉克对工程师们说，“但如果事情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我的目标是让你们赚1 000万美元以上。”不出所料，这7名工程师都抓住了这个机会。算上安德森，克拉克挖到了8个人。

克拉克最初是用他以前的公司——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s）的收益来投资的，硅图公司是能够处理3D图像的高性能计算机市场的先驱。他对那些曾经亏待过他的（或者说他是这么认为的）风险投资人持悲观态度，因为他们几乎拿走了这家初创企业的全部股权，只留给克拉克约3%的股份。在硅图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上，克拉克经常涨红着脸，愤怒地朝第一个支持他的梅菲尔德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人格伦·米勒（Glenn Mueller）大喊大叫。但米勒只会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无动于衷。

1994年，当克拉克挖到这8名员工时，他辱骂过的风险投资人都热衷于支持他的新企业。这与伊利诺伊大学的情况正好相反：风险投资人不会轻视人才，让他们走掉，而是会蹚过沼泽去拥抱他们。恩颐投资的迪克·克拉姆里克曾投资过硅图公司，他委任了一位年轻的助理，让他跟着克拉克工作；无论克拉克做什么，克拉姆里克都想分一杯羹。米勒对此也同样热衷。当他得到消息说克拉克正在开发一种新的网络浏览器时，他不停地打电话，恳求得到投资的机会，但克拉克回绝了他。

米勒在车里又给克拉克打了一通电话，但克拉克再次拒绝了他的请求。米勒说：“吉姆，如果你不让我们投资，我的合伙人会杀了我的。”一星期后，也就是1994年4月4日，克拉克正式成立了马赛克通信公司（Mosaic Communications）。当米勒的妻子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时，米勒在墨西哥海岸的圣卢卡斯角的船上，把一把猎枪放进嘴里，扣动了扳机。

克拉克把这一悲剧抛在脑后，专注于创建自己的公司。他安排马赛克通信公司在首轮融资中发行了价值300万美元的股票，然后自己买下了这些股票，获得了总股本的一半。后来马赛克通信公司改名为“网景公司”（Netscape），并在次年上市，那时年轻的马克·安德森只拥有3%的股权，这与克拉克在硅图公司的股权份额相同。但是无论克拉克多么厌恶风险投资，他依然需要他们的支持。他的公司想要扩张，但银行无法支持他。

1994年秋，克拉克邀请风险投资人来投资，但他提出的估值比自己几个月前的估值高出3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次涨价是合理的。任何头脑清醒、纪律严明的风险投资人都会认为克拉克提出的估值异乎寻常。还没有哪家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公司在产品上市前，估值就能达到1 800万美元。

克拉克首先接触了梅菲尔德风险投资公司，也就是米勒管理的基金。或许并不意外，那时梅菲尔德风险投资公司对克拉克的公司已经没有兴趣了。接下来，克拉克转向了克拉姆里克，他在硅图公司的另一位同事。克拉姆里克和他的合作伙伴们对3倍的估值望而却步。然后，克拉克四处寻找一个有远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出价足以让狭隘者震惊的风险投资人。自然而然，他找到了凯鹏华盈的约翰·杜尔。

大家很快就明白，克拉克选对了目标。杜尔那总是希望改变世界的即兴发挥式投资风格让他在GO和玳能科技遇到了麻烦，但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同样容易被激发起来的野心在此时与网景公司完美契合。以前，当杜尔吹嘘他的目标是创造新的产业而不仅仅是公司时，他就犯了虚妄的错误。但马赛克浏览器确实是一款革命性的产品，它将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相互交流和合作的方式。

网景公司的故事也标志着指数法则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风险投资的回报大多来自能创造大满贯效益的初创企业，部分原因在于初创企业的市场活力不同。大多数年轻的企业都失败了，但那些活下来并获得成功的企业可以呈指数级增长，时尚品牌、连锁酒店及科技公司都是如此。但以科技为重点的风险投资组合之所以被指数法则所主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科技初创企业是建立在可能以指数方式发展的技术之上的。由于他的经验和性情，杜尔对这种现象特别敏感。作为英特尔的一名年轻工程师，他见证了摩尔定律是如何改变半导体公司的价值的。由于芯片的性能每两年就能提升一倍，因此，充分利用芯片的初创企业可以制造出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也就是说，任何调制解调器、数码手表或在个人电脑内部作为发动机的半导体的成本都将在2年内下降50%，4年内下降75%，8年内下降87.5%。有这样的技术在科技初创企业背后作为助力，利润一定会呈指数级增长。

网景公司，或者说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加大了马力在发展。杜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除了在英特尔工作过，他还认识鲍勃·梅特卡夫，所以他知道梅特卡夫定律比摩尔定律更具爆炸性。互联网的价值将随着用户数量的平方而增加，而不是像半导体那样每两年增加一倍。因此，进步可以是更高阶的，而不仅仅是指数级的；持续以平方级增长的东西很快就会比持续翻倍的东西增长得快得多。此外，进步不会被时间的流逝所束缚；它将是用户数量的函数。在杜尔遇到克拉克时，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在未来两年内将增至原有数量的3倍，这意味着互联网的价值将跃升9倍，创造比同时期半导体公司更强大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梅特卡夫定律并没有取代本来就足够引人注目的摩尔定律，相反，它与摩尔定律相辅相成，正在产生更大的价值。互联网流量的爆炸式增长既源于其效用的迅速增长（梅特卡夫定律），又源于调制解调器和计算机成本的下降（摩尔定律）。

听了克拉克的介绍后，杜尔决定投资。一个神奇的浏览器吸引了数百万人上网，它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与之相比，杜尔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次要的。

杜尔在会后马上给自己的搭档维诺德·科斯拉打了电话，劝他第二天去见克拉克和安德森，尽管那天是星期六。恩颐投资和梅菲尔德风险投资公司拒绝了网景公司，但杜尔相信，即使它的估值过高，也值得付出代价。

科斯拉适时地前往位于芒廷维尤埃尔卡米诺和卡斯特罗街角的网景公司的办公室去拜访他们。他喜欢把风险投资看作一种金融选择，他告诉自己，你可能损失的只是本金，但潜在的收益是无限的。考虑到创业公司在发展中呈现的指数法则，计算能力在发展上呈现的摩尔定律，以及互联网在发展中呈现的梅特卡夫定律，以及每一条定律如何叠加其他定律的影响，网景公司就是你必须投资的。会后，科斯拉给杜尔打了电话：“我们应该投资。”

几天后，克拉克和安德森又回到了凯鹏华盈投资委员会。他们当时并没有像阿克塞尔所要求的那样事先准备计划，但这并不重要。最终，凯鹏华盈的合伙人只用了45分钟就批准了这笔投资。“我们知道这个价格很高。”一位合作伙伴说，“尤其是该公司背后所运用的技术似乎仅发明了12年。”但桌旁的每个人都记住了汤姆·珀金斯的另一句名言：要想在风险投资中获得成功，就必须选择正确的交易，而不是就估值讨价还价。

1995年8月，网景公司上市。在第一个交易日收盘时，凯鹏华盈最初持有的500万美元股权价值2.93亿美元。随着网景公司的股价进一步攀升，凯鹏华盈很快赚到了5亿美元的利润，它的市盈率达到了100倍，大约是阿克塞尔在悠游网络上的盈利回报倍数的2倍。在这种局面下，有多少凯鹏华盈的赌注变成零真的无关紧要。在互联网时代，为了购买这种呈爆炸式指数增长的公司的股权，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风险投资箴言

·只“打有准备的仗”，专家型风险投资人不会到处寻找下一个投资目标，而是对似乎有希望的技术和商业模式进行管理咨询式的研究。

·每一笔交易都应该带来下一笔交易。

·只要你保住了一垒安打，本垒打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一些一垒安打投资所带来的长期价值会远超你的预期。

·风险资本作为一个整体，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强大引擎——比人们通常认识的强大得多。

·要想在风险投资中获得成功，就必须选择正确的交易，而不是就估值讨价还价。

The Power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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